發點小牢騷：
近日重看袁本《中國文學史》，覽至明清說部。忽想起，距離魯迅先生寫作《中國小說史略》，而今有八十餘年了，他在一九三零年的重版題記中說，“此 種要略，早成陳言，惟緣別無新書，遂使尚有讀者，複將重印……校訖黯然，誠望傑構於來哲也”。又七十多年過去，此書早成經典，而“來哲”寥寥，使先生重 生，不知又多出幾許“黯然”。當年之斷語，今天依然醒目：《三國》“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，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”；《西遊》引謝肇淛“以猿為心之神，以豬 為意之馳……蓋亦求放心之喻”；《金瓶梅》“作者之於世情，蓋誠極洞達……著此一家，即罵盡諸色”、“不外描寫世情，盡其情偽，又緣衰世，萬事不綱，爰發 苦言，每極峻急，然亦時涉隱曲，猥黷者多”；《聊齋》“用傳奇法，而以志怪”、“獨於詳盡之外，示以平常，使花妖狐魅，多具人情，和易可親，忘為異類，而 又偶見鶻突，知複非人”；《儒林外史》“全書無主幹，僅驅使各種人物，行列而來，事與其來俱起，亦與其去俱訖，雖云長篇，頗同短製”；《紅樓》“悲涼之 霧，遍被華林，然呼吸而領會之者，唯寶玉而已”等等。袁本文學史雖非全按照這些斷語而展開，卻是無例外地作為其敘述中心之一的。讓人深刻感受《史略》的學 術生命力頑強及影響巨大之餘，又不能不對文學史教材幾十年來的有限進步發點牢騷。
與早年的遊本相比，袁本好在沒有意識形態話語，“以文學 為本位”，又加之行文豐贍而可觀。然亦如一位朋友所言，由於過分地脫離政治，也削減了中國傳統意識形態所應有的地位。即便照“文學本位”來講，也多是重拾 前人話語，吸收近年考證成果而已。就文學作者作品及流派的評價而言，基本不出《四庫提要》之外，這是清人的東西。論屈原則“逸響偉辭卓絕一世”，論《史 記》則“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”，論“四杰”則“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”其詩歌是“由宮廷走向市井從臺閣移至江山與塞漠”等等，則是借鑒民國諸家，在外延 上加以鋪展而已。以以上幾條為例，其要旨何曾出《漢文學史綱要》及《唐詩雜論》之外。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上，袁本已經很不錯，相比此前因意識形態而扭曲的 文學史，它可以說是“回歸常識”，功莫大焉；而且畢竟是給大學本科用的普及教材，挑它的毛病自然不難。我意不在此。
有人評論幾十年來的文 學研究，成就多在資料性的考證和整理上，理論上的貢獻微乎其微，尤其是很少世界性影響。對漢語原典的閱讀能力，老外很難超過中國人；本土資料之便利，也非 海外能比。所以我們負責把東西整理出來給他們看，他們看完了出理論，然後咱們跟風。大體上是這么回事。極其類似第三世界的經濟模式：我們進行原料出口和初 級加工，發達國家進行理論研發和高級加工。即使“Made In China”，貼上“Nike”之類的牌子就不一樣了。
不記得多少年 前，日本人說要把世界的漢學中心從巴黎搬到東京，當時中國人咸以為恥。建國後的頭三十年，某些人曾自我陶醉以為掌握了終極武器，國門一開發現自己還是土鱉 一個。站在漢學的風頭浪尖的，依然是歐美和日本。總算時有港臺學者的聲音，算是為炎黃子孫爭點氣。南懷瑾先生感嘆大陸佛學之衰微，轉引日本人的話說中國枉 稱禪宗之宗主國，卻連一座像樣的禪堂都沒有。這也是文化陵夷的報應。文化可以說是國家軟實力的一個重要方面，所以不單單是有沒有話語權的問題。
清 末民初，中國的國史研究落後於日本的中國史研究，中國多有留學日本學習國史者。陳寅恪先生曾憤而作詩曰：“群趨東鄰受國史，神州大夫羞欲死”，以此勉勵國 人。但民國學術畢竟大放異彩。清朝滅亡，日本人率先寫出清史，蕭一山先生恥之，以北大三年級學生的身份著成《清代通史》第一卷，亦可謂揚眉吐氣矣。此書積 四十年之功力而獲完璧，終成傳世名著，說明並非出於一時義憤，而是深思之作。民國史學界，有陳寅恪、陳垣、柳詒徽、呂思勉、蕭一山、張蔭麟、錢穆等諸位大 家，中國的史學研究，自是不容外人輕誨。
是否可以說，比照民國學術，我們畢竟不甘心像明詩之於唐詩、清詞之於宋詞。然而有時竟或不如。我 們今天所懷想的那些前輩大師，大多自小受到嚴格的舊學教育，後又掌握新學之方法與精神，加以時代之新風氣的影響，故而能貫通中西，卓然成家。現在的孩子則 是受制於僵化的教育體制，小學磨六年，中學磨六年，又攤上教育產業化的盛世。所謂大學者，非謂有大樓之謂也，有大師之謂也。今天從事文史研究的後輩，以舊 學功力之精純而言，與前輩們不啻雲壤之別；以新學之精神言，亦不見得有多少新發明。況且所謂精神不能當飯吃，方法論如果沒有學力作後盾，衹能出怪胎而已。 至少現在看來，中國學術的前途還是路漫漫而修遠兮。表樂觀或悲觀都無意義，要真想與世界接軌，還得是從頭收拾舊山河，先與民國學統接續起來再說。
複習舊書，想太遠了。打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