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看到羅寧先生的《關於恢復使用繁體字的一點思考》，令俺心有戚戚焉。全文看去，算是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偏激憤慨之言吧。讓大陸廢除簡體字顯然是不現實 的，中共頂住了多少壓力，怎會聼一個窮酸嘮叨。政府的事情，不是我們小老百姓能夠參與的。民主與法制的進程如此緩慢而無力，文化改革如此不徹底，教育如此 不平等，誰知道它粉飾太平的背後又有多少黑暗骯髒。不管怎樣說，來自民間的聲音總是最真實的，它是宣言書，它是播種機，它是宣傳隊（借毛主席語^_^）。 作爲千千萬萬有良知的愛國者中的一員，我願意當它的傳聲筒。
文章提到漢語改革的三個任務，對於普通話的推廣，其實我是有意見的。這個有意 見當然不是指反對普通話的推廣，而是在提法和政策上的意見。
現代漢語所謂的“普通話”來源於滿清入關后的北京話。這次外族入侵，讓漢人感 到很屈辱，因爲自有宋以來，漢人一敗于金，二敗于元，三敗于清，這還是挑大的來講。滿清的入關，在漢族文化演變上尤有特殊的意義，在漢服飾、學術傳統、漢 語音等上面都有深遠的影響。漢語以前有四聲，這個四聲不是指現代普通話的四聲，而是指平上去入，入聲後來消失掉了。爲什麽消失了呢？學術界有爭論。什麽時 候消失了？大多認爲，是元朝時候開始的，從中可以看到與外族入侵的時間關係。一般認爲明朝時候北京話還是帶有入聲調的（畢竟又有了三百年漢政權統治，雖説 也黑暗的很），滿人來了以後，完全消失掉了。隨著滿清帝國大一統局面的出現，滿族的移民，康乾盛世的穩定，首先北方方言中的入聲調基本全部消失，這樣就完 成了漢語語音歷史上一個關鍵性的改變，繼之影響到其它方言的發音習慣。
這就是爲什麽我一直不願意稱普通話為漢民族規範口語的原因——它帶 有太多外族特色了。也因爲這一點，才出現民國年間的“國語”之爭，孫中山民國政權初成立之時，因議員多數為廣東人，甚至有提議升粵語為官方用語的，孫先生 考慮到粵方言與傳統漢語文本差異過大且當時南北不統一 ，明智地否決了。後來民國有人以北方方言為基礎，摻雜中原語音“人造”了一種官話，自然也理所當然地夭折了。要普及一種成熟的方言作爲民族共同語，首先它 必須是活生生事實存在的。
由於五百年來的政治地位，北京話最終成爲“國語”，這個合法性地位隨著共產黨的定都而完全確立了。中共政權歷來 是嚴重要求統一性的，又經歷了政治壓倒一切的年代，普通話最終普及了，就像簡化漢字一樣。
普及的結果帶來了交流的便利，同時影響到我們的 文學寫作與口語習慣。以前的文本寫作一直是以方言為基礎的，五四以前的中國文壇基本為北方方言所統治，大家看明清小説可以感受得到，試著用方言讀一下，感 覺流暢得多。而現當代文學中，很少看到類似的情形了，所以有人講過去一個世紀漢語的變遷，比兩千年的跨度還要大。就口語方面，我們可以很明顯地注意到所謂 城鄉差別，城裏人和鄉下人之間，子輩和父輩，表達的句式、語法、語音都是有差別的。發音在劇烈地變遷，無數的方言用語，尤其一些沒有書寫体的口語，隨著代 溝和教育普及迅速地被淘汰掉了。湘方言中入聲的消失，是近幾十年的事，大語種的宏觀變遷，可以看出普通話的重大影響。
方言有什麽作用呢？ 首先，我們的傳統戲曲，説唱，評書，快板……都是通過方言這一載體，其作用無法替代。譬如山東人永遠覺得還是梆子好聽，再說京劇是“國粹”，我們也聼不 慣。其次漢語詞彙的豐富和發展，幾乎完全是來自直接或間接的民間口語，而中國的民間口語，百分之九十多的是方言形式。
因此，方言的消逝和 被同化是令人痛心的。隨著它逝去的是久遠而多樣的文化。我們的教育要重視這一點。就像作爲中國人首先要把漢語學好，方言是漢語永遠的基礎。現在廣東、四 川、福建的很多地方拍了方言電視劇，在一定地域内採用方言主持，我認爲是一種好現象。香港和臺灣更是走在了前面。推動一切漢語方言的規範化和書面化，是任 何有心人的職責之所在。
後記：暈，本來想寫簡短幾個字，沒想到越來越長，收不住了。唉，現在是淩晨三四點，只好草草結尾，困死 了。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